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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文帝”宜为赵佗子

发布日期:2019-02-28 原文刊于:

 

(发表于《形象史学研究》2017上半年)

 

一般认为,南越王赵佗死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之后传位于孙赵胡,赵胡即南越“文帝”。依据是《史记·南越列传》:“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陀孙胡为南越王。”《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皇甫曰:‘越王赵佗以建元四年卒,尔时汉兴七十年,陀盖百岁矣。’”这一点颇为值得怀疑。《汉书》的记载省却了《史记》中的“卒”字:“至武帝建元四年,陀孙胡为南越王。”只是说汉武帝建元四年,赵胡被立为南越王。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王鸣盛语:“案汉传无卒字,此疑衍。建元四年,陀孙胡嗣位之岁也。非陀卒于是岁,史汉皆不书陀子,盖外藩事略。”吕思勉先生也说:“史记盖本无卒字,如(皇甫)者臆补之也。”“佗果至百十余岁,安得汉人绝无齿及?

《公羊传·隐公三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赵佗的地位相当于汉朝的诸侯王,使用“卒”是不合适的。参看赵胡、赵婴齐死后《史》《汉均使用与他们身份相匹配的“薨”字,很难相信“至建元四年卒”中的“卒”是指陀的过世。根据出土的“赵”印,广州象岗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许多学者由“墓主身上随葬九枚玺印,最大的一枚是‘文帝行玺’龙钮金印”,“确认‘文帝’与赵应是一人,赵即史汉中的赵胡”,并由此反推“依胡死,赐谥‘文王’例,赵佗死,汉廷很可能是追谥他为‘武王’的”。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认为“至建元四年卒”中的“卒”是指赵佗的死亡,以此作为赵佗死后传位赵胡的佐证;一方面又把推论当作证据,以赵胡就是“文帝”为前提,认为既然赵胡谥号是“文王”,那么生前曾自称“武帝”的赵佗死后极有可能被赐予“武王”的谥号。又因南越武帝可能谥号“武王”,得出谥号“文王”的赵胡极有可能是南越“文帝”的结论,陷入了循环论证。试问:如果汉廷确曾赐予赵佗“武王”的谥号,《史》《汉》为何绝口不提?此其一。

其二,尽管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极少数活过百岁的人瑞,但生活腐朽、诸事劳神而能寿过百岁的帝王却极其罕见。除了传说中的圣贤,翻遍史书,也就仅有赵佗一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比较符合常理的推断是:赵佗的确长寿,但实际也就活到了八九十岁。此后其子赵继位,并自称“文帝”。但由于相隔遥远,信息不通,汉朝政府当时并不了解个中详情。及至赵胡继位,考虑到国力渐衰,为了表示“归顺”,并掩盖其父继续称帝的事实,遂把此事皆推到朝廷早已知晓的祖父身上。这样才有了赵佗寿过百岁的说法。

其三,即使赵佗真的寿过百岁,从自然规律来说,实际在其晚年也不可能事必躬亲,而理当需要一个帮手。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帮手很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儿子。赵的情况与此完全符合。他早先被立为“泰子”,后来又僭称“文帝”,乃是当时的实际政务处理者。再就政体来说,像这种共同执政的方式实际也比较常见,基本类似于后世太上皇和皇帝的执政方式。只不过太上皇往往死在前面,赵则不排除死于父亲赵佗之前罢了。

其四,认为赵胡就是南越“文帝”赵,既不合乎逻辑,也缺乏证据。显而易见,若赵胡确曾称帝,比照赵佗称帝之例,汉朝政府不可能不知情,又怎么可能在他死后赐予他“文王”的谥号?这岂不是变相地认可赵胡称帝并向南越让步甚至讨好吗?更何况此一时非彼一时,汉兴七十年至于武帝,正是鼎盛时期,与南越实力强弱悬殊,高下立判。赵胡也没有胆量公然称帝。

况且,赵胡侍奉汉朝一向毕恭毕敬。闽越入侵时,他请求汉朝出兵援助:“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及兵罢,武帝遣庄助为使来到南越,赵胡又顿首谢“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并表示正“日夜装”准备“入见天子”。赵胡的这种表现,让人找不到称帝的迹象。即使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到建元六年唐蒙上书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也只是说南越王的阳奉阴违,并没有说赵胡称帝,甚至还可能说的不是赵胡。

其五,从南越王墓随葬的泰子龟钮金印和泰子覆斗钮玉印来看,如果赵佗直接传位给赵胡的话,此事也很难解释。赵胡以赵佗之孙的身份作为王位继承人,是不可能被称为“太子”的,而应当称为“太孙”。有学者提出:“墓中出土‘泰子’金印、玉印各一枚,原应是赵佗之子(赵之父)的遗物,因陀子未及嗣位而亡,印归赵掌管。死,又是婴齐把这二枚‘泰子’印随同‘文帝’金印一起入葬。”既然如此,那为何就不能把赵视为赵佗之子呢?实际上,根据以上分析,赵佗之子也确曾做过南越王,而且正是所谓“文帝”。他死后传位于赵胡,自赵胡起,南越才去其“故号名”,这与南越前两代国王称帝的说法相吻合。而赵墓中发现的文帝——“文帝行玺”参见图一,则直接证明了赵就是南越“文帝”。何况《汉书》明确说过,“婴齐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如果赵就是“武帝”赵佗的太子,那么在其墓中发现“泰子”印就自然顺理成章了。

因此,所谓“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所说的五世,如果指的是武王佗、文王胡()、明王婴齐、王兴和王建德,则可能有两种误解。一是由于缺乏资料,《史记》、《汉书》都作了错误记载,实际当为六世,即“武帝”赵佗、“文帝”赵、文王赵胡、明王赵婴齐和赵兴、赵建德兄弟。二是《史记》误记,《汉书》不误,使后人产生误解。关键乃在于:《汉书》的记载是《春秋》笔法,所谓“五世”指的是“武帝”、“文帝”、“文王”、“明王”和赵兴,本来就没有把赵建德算成一世,而后人却根据《史记》把他误算进来。因为具有越人血统的赵建德不仅是南越丞相吕嘉反叛的同谋,而且是弑杀其弟赵兴和王太后的帮凶,他的自立并没有得到汉廷的认可。如武帝下诏平叛即强调:“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所以不宜把赵建德另算一世,而应当把他归并于赵兴之世。若就此补上赵佗之子“文帝”赵的话,则恰好符合“五世”之说,同时也有助于厘清赵佗何以寿过百岁、其晚年在南越国究竟如何执政的问题。

至于为什么《史》《汉》没有陀子“文帝”事可考,除了南越国的蓄意掩盖,王鸣盛说的“盖外藩事略”即可以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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