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枚
杨希枚，字铮曜，回族，
杨希枚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文化史、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著，曾对昆明、安阳殷墟等地考古出土的人体骨骼进行测量，主编《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深入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在台湾大学从事多年的体质人类学教学，培养新生力量；译介国外著名人类学家的论著，推进了我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生勤奋，治学严谨，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译文10余篇，另有未刊遗稿多篇。主要论著收入《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杨希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杨希枚倡导以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姓氏制度研究。他在《“姓”字古义析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2年）、《论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文中指出，先秦所谓的姓和氏，非汉代以来姓氏学家所谓的姓和氏。先秦姓族主要是指血缘性的族姓集团，氏族主要是指政治区域性的邦国、采邑集团，两者的性质和欢乐生肖平台全然不同，这才是先秦姓、氏之别的本义。他还在《论晋语黄帝传说与秦晋联姻故事》（《大陆杂志》第26卷第6期，1963年）、《〈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1963年）、《〈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下）——兼论中国传说时代的母系社会》（《清华学报：纪念
（二）先秦赐姓制度研究。他在《〈左传〉“因生以赐姓”解与“无骇卒”故事的分析》（《中研院院刊》第1辑，1954年）、《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等论文中指出，先秦分封制度下“赐姓”的“姓”，应指“民姓”，即分赐功臣以属民（异族俘虏）。赐姓与胙土（裂土）、命氏（封国）为分封制度的三要素。这与汉唐以后最高统治者只将自己的姓号赐给异姓功臣或亲侍是绝然不同的制度。
（三）联名制、名与姓的起源关系研究。他在《台湾赛夏族的个人命名制》（《中研院院刊》第3辑，1956年）、《汉族的姓氏与“孙以王父字为氏”的制度》（《大陆杂志》第14卷第10期，1957年）、《联名制与姓氏制度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1957年）、《从名制与亲子联名制的演变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4种，1961年）、《联名制与卜辞商王庙号问题》（《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66年）、《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等论文中，依据民族学的联名制，说明先秦时期所谓“孙以王父字为氏”的制度应即联名制。这种“联名制”是过渡的姓氏制度，是秦汉时期姓氏来源之一。
（四）殷墟头骨测量与人种学、民族学研究。在《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1970年）、《古饕餮民族考》（《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67年）、《论北海、儋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晋人剺面之俗——有关古饕餮民族考的一些补正》（《大陆杂志》第38卷第1期，1969年）、《论汉简及其他汉文献所载的黑色人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册，1969年）、《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中国古史论丛》总第8期，1983年）等论文中，指出构成中华民族的人种不是单一的蒙古人种而是多种系的。1962年至1968年他主持安阳殷墟头骨测量、研究工作，根据测量数据分析出五种类型，大多数属古典蒙古人种，另有美拉尼西亚人种、高加索人种、爱斯基摩印第安人种、类似波利尼西亚人种。他认为先秦饕餮民族可能是分布于中亚吉尔吉斯草原，并与秦汉以来的匈奴、塞种有种系关系的游牧民族。汉简记载的黑色人种是如同黑色的乌孙人一样，都是来自西域的非蒙古人种的异种族人。
（五）神秘数字研究。他在《再论中国古代某些神秘数字和古籍编撰的神秘性》（《大陆杂志》第42卷第5期，1971年）、《略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研究序》（《大陆杂志》第44卷第5期，1972年）、《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3期，1972年）、《古籍神秘性编撰型式补证》（《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3期，1972年）、《论神秘数字七十二》（《考古人类学集刊》第35、36卷合刊，1974年）、《略论中西民族的神秘数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2期，1974年）等论文中，指出神秘数字为宗教象征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某些数字表示宗教信仰的符类，故可借此研究宗教信仰。杨希枚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先驱。
（六）古史考辨。杨希枚认为，因经师旧注的误解，导致一些史学问题异说纷纭。先秦史学不应断章取义，应尽量依据史料，考订史料的词句语意，澄清误解，再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他的《〈论语·子罕〉章句问题评断》（《民主评论》第6卷第24期，1955年）、《先秦诸侯受降、献捷、遣俘制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本，1956年）、《从七出谈到三归——有关古代婚姻和经济制度的一些史料的讨论》（《大陆杂志》第30卷第2期，1965年）、《〈孟子·滕文公〉篇三年丧故事的分析》（《食货月刊》第1卷第3期，1971年）、《再论尧舜禅让传说——古史研究方法论例之一》（《食货月刊》复刊第7卷，1977年）《春秋隐公射鱼于棠说驳议——兼论春秋獀狩、治兵与祭牲之制》（《文史》第26辑，1986年）、《中国古代太阳崇拜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2期）等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七）研究方法论。他在《语文学、考古学、人类学、史学与人类及其他文化史的研究》（《大陆杂志》第21卷第1、2期合刊，1960年）、《西洋近代的东方学及其有关中国古史的研究》（《大陆杂志》第24卷第4期，1962年）、《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等论文中指出，我国史学尤其是古史研究，除解读文字记载史料外，还要重视语言学、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知识。研究者要扩大知识面，因为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显然有挣脱旧的、主观空泛的、臆测的蛹壳而变为准实验性的、自然科学的趋向。
杨希枚学术上的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他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1973年列入台湾《中国年鉴名人录》（英文版），1975年列入第五版《国际人类学家人名录》，1987年列入《中国文化名人辞典》。20世纪末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欢乐生肖平台同仁尊称为“五老”之一。
杨希枚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更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曾说：“勿忘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一个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国家，现在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应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
(凌文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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